念恩小学的故事（连载4） 寻 找
阮文凭把教室和操场整理好，却没学生来上课，他拖着不便的双腿，“挪”到寨子上，主动出击，寻找学生。村民们早已出工去了，门关得紧紧的，不关门的，屋里也没有人。第一家这样，第二家还是这样，找不到人。人不在家，但都有狗看守着，这些狗一只比一只大，一只比一只凶恶，一见到阮文凭都特别凶。
白天找不到人，阮文凭就晚上去找学生。虽说晚上是见到人了，但谁家也不愿接待他，不理睬他，连门都不让进。他赖在门外坐着，主人就唤狗撵他，撵不走就让他干坐着，他像人家门前的石磨被搁在一边，仿佛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经常要“赖”到深夜才能回来，才能表示“诚意”。
一天晚上他去家访，天下起了大雨，本来应该“下雨天留客”，但这些人家不但不留下阮文凭，还把他关在门外，关门时还用一句夹着瑶音的西南汉话说：“下得小，去得。”给阮文凭下了驱客令。阮文凭无奈，只好冒雨返回学校。一路上他被大雨打得连眼都睁不开，路面又湿又滑，暴风雨把阮文凭推搡得踉踉跄跄，双腿发颤，力不支，心一急，一脚没踩稳就滑倒在路坎下，拐杖也脱手飞了出去。阮文凭被摔得头破血流，全身发痛，倒在石旮旯里动弹不得。当时阮文凭真想大哭一场，真想打退堂鼓不干了。这样的遭遇对阮文凭来说是受到身体的磨难，而当看见他摔倒不伸援手反倒说风凉话的行为，则是对他心灵的挫伤，一度他想放弃，但想想自己的职责，他又咬牙坚持下去了！
自此以后，阮文凭的拐杖上多了个小绳套，套在手腕上，以免拐杖甩脱离手。为了便于去家访走夜路，他还把手电筒进行改装绑在头上，就用不着用一只手来抓手电筒了。奔波在山路上的阮文凭多希望有人来扶他一把，可是他更希望得到的是另外一种支撑：群众的支持，让孩子们来上学。其实，村民不支持不是针对阮文凭，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惰性造成的信任缺失。当地的村民觉得学校停办很久了，孩子无学可上，也就不再想上了。另外，这里条件艰苦，来的老师都不安心工作，孩子既学不到东西，还耽误了放羊。还有村民觉得反正都不出门，就是出门也只要认识男、女厕所就够了，用不着太多的文化。同时，新来的老师阮文凭又是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不信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打开突破口呢？他决定从比较有见识的家庭开始。当时弄怀屯很有威望的队干部王宗全，属于出门多、见识广的那类人，为人也很开明，不那么狭隘和顽固，他爽快、好客，寨子上的许多大事都看他、听他的。他的儿子王功强，当时11岁，是个适龄儿童，正是阮文凭要找来上学的对象。于是阮文凭决定从王家入手，重新开始动员学生入学之旅。
阮文凭一次又一次往王宗全家跑，跟他们拉家常，跟他们学瑶话，请教瑶家有什么风俗习惯。阮文凭手里也不闲着，帮他们家剥玉米、剥菜、烧火。他还给王功强讲故事，教唱歌，讲读书的好处。到后来，王功强也喜欢上阮文凭了，闹着要去上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心诚自然能感人。王宗全终于答应让儿子王功强跟阮文凭上学了！
接着，阮文凭又说服了王功顺家长，让他的儿子王自勇也到学校去上学。随后，阮文凭又找回了罗守安和罗冬林，尽管罗冬林是个女孩。喜人的是，阮文凭还说服了罗美松家长，又招来了一个女学生王荣美。就这样苦苦奔波了近一个月，阮文凭找回了5个学生！
1995年10月1日，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是共和国诞辰46周年的喜庆日子，阮文凭和孩子们砍了一根高大的毛竹作旗杆，师生们拉动着用包装绳搓成的拉绳，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停办了四年的弄怀瑶寨小学也在这一天重新开学了！
后来，有人把这个开学时刻称为“五加一”，这个“五加一”有不同的内容和注释，有的说是“五个学生加一个老师”，有的说是“五个学生加一所学校”，还有的说是“五个学生的学校加一片希望”。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如果把这三种说法加在一起，会更全面些，这是后来的事实。
支着拐杖爬上瑶山的阮文凭，就此开始了他的事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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