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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老师。”

每次别人问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这么回答。听到这个回答，他们会点点头，“老师好，稳定，还有寒暑假。”于是我就笑笑说，对。

当然，我想做老师还有别的原因，只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就好像读博士写论文一样，有人觉得就是为了个学位，可我自己知道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解释，横渠四句很好用，可“为往圣继绝学”是极高的境界，而我只是一只学术山前的蚂蚁，刚刚入门，甚至谈不上入门。可是为什么要做呢？为什么一定要写论文，一定要当老师呢？

今年5月，看《觉醒年代》，听到赵纫兰说了一句话：

“我还是第一次走进学校呢，学校好美啊。”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好像知道了怎么描述自己的梦想，知道了怎么解释自己一定要做这件事的原因，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讨论一些稀奇古怪的看起来无甚用处的话题，并且执意要教书育人。

应当先说一下赵纫兰。

赵纫兰，李大钊之妻，没上过学，没读过书。1899年16岁的时候嫁入李家，彼时李大钊刚刚10岁。她自己没办法进学堂，还要忙农活，只能在送李大钊去学校的时候，听几分钟读书声。她跟李大钊关系很好，亦妻亦母，李大钊叫她“姐”，她称李大钊“憨坨”。后来，李大钊留学归来，到北大做图书馆主任，忙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能回家。她大着肚子，去给他送饭、送换洗的衣物。她说自己从未到学校里来，怕给李大钊添乱，也得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就在瓢泼的雨里，她坐在北大亭子里的椅子上，说：

“我还是第一次走进学校呢，学校好美啊。”

学校，好美啊。

我们今天坐在办公室、图书馆里的理所当然，在她看来，都是新鲜的；那些被我们看厌倦了的操场、教学楼，在她看来，都是美丽的；那些我们觉得枯燥无味的课堂、知识，在她这一生，都是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的。

她是我们的先烈、前人，也是我们的兄长和母亲。算算年纪，她差不多可以是我的太姥姥，也就是我姥姥的妈。

我姥姥没念过书，50年代扫盲的时候，跟着生产队上过几天夜校，认得几个字；她的女儿我的妈妈，高中没读完，就下田种地；她的女儿的丈夫，我的爸爸，初中没读完，也进工厂做了工人。原因很简单，就是穷。那时候的学费只有十几块，可对饭都吃不太饱的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我上小学的时候，姥姥住我家。每到周六日，都会翻开语文课本，让我读一遍。她就坐在旁边听着，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嘴里却跟我一起念：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

那时候电视上经常有七八十岁老人考入大学的新闻，我就想，要是姥姥也能考上大学该多好。可姥姥说自己老了，看不清了。我说可以戴老花镜啊，姥姥就说还得赚钱让你上学呢，哪有时间。后来她去世在我高二的暑假里，终究是没读上书。

当我听到赵纫兰那句“学校好美啊”的时候，一下子就想起了姥姥，想起了那些想上学却错过、想念书却没钱的人，想起了他们眼睛盯着书本对知识的渴求，想起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而破碎的梦。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学的大，不仅在于大校园，更不仅在于大师，更重要的是大的格局。普惠所有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学习，才是真正的大学。所以，我喜欢喜欢原来的电大，喜欢现在的国开，没有围墙的大学，因为它能让那些无法走出大山的人看到山外的事物，在成本几乎为零的时候学到最多的东西，而且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它能在全国几十万个村里一村一个地培养大学生，而这些大学生能让他们村子焕发出知识的生机——《流浪地球》里有一句台词，“希望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而大学生们带给村庄的，恰恰就是希望。

我想让那些想上学的人有学上，想让那些想坐在教室里读书的人有书读，想让他们享受这个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方便与快捷。这是我个人的梦想，尚未行动。而有的人已经行走在路上，黄大年、张桂梅、窦志刚、张赛芬、艾米拉古丽、凉山支教帮扶团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共党员。

我想，百年前嘉兴红船上的那些人，要是知道百年后人人都能上学，应该会高兴得拍手吧。

所以为什么要写论文、当老师呢？为了学校，为了我们，为了百年之后的我们还能是我们，也为了百年之前他们成就的他们。为了让她和他、他们和她们再走进学校的时候还能有琅琅的读书声，为了自己的志气，为了学术的骨气，为了中国的底气，为了延续百年也将继续延续下去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为了中国还是中国。——当然了，我只是，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力量，毕竟写论文的时候就经常有“既生臭皮匠，何生诸葛亮”的感慨。可有一份力便出一份力，有一点光便发一点光，总不能只等候别人的炬火——毕竟施舍只能是施舍，站起来，才能真正向上走，摆脱阴森的冷气，才能给文明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