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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们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总是持有批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大多与著名文学翻译家兼评论家傅雷有关。

   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当时关于张爱玲小说最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他十分赞赏张爱玲的小说，唯独批评《倾城之恋》“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我们发现，“调情”虽然存在，但并不是“精神游戏”。

   女性主义者艾晓明曾认为：傅雷以男性读者身份做出的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应该说，傅雷对《倾城之恋》的意见，肯定是缺乏女性关怀的，仅仅显示了新文学的“启蒙主义”立场，而女性主义者是否也是一种误读呢？

   与张爱玲笔下的其他男人相比，范柳原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范柳原真心喜欢白流苏，他为了让白流苏避开闲话的干扰，或者说为了让她避开与自己妹妹面对同一个男人的尴尬，才安排她到了香港。就凭这一点，他就值得一个女人去爱。到了香港后，为了证明自己爱的女人是真正爱自己的，他可谓费尽心机，全情投入。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体贴温馨。

   然而，无论傅雷，还是女性主义者，可能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小说作者对战争（特别是香港沦陷）的态度。《倾城之恋》其实写的只是张爱玲在香港沦陷前后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在她1944年2月写的《烬余录》一文中表现得更为清楚。我们只有在解读了《烬余录》之后，才能明白《倾城之恋》中殖民地民众的心态，才能明白张爱玲为什么会将“倾情之恋”写成“倾城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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