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终身学习战略推展的现状
杨?维什指出：“为了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为了学习型社会的成员能以灵活的方式参与学习并且与学习社会互动，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完整的概念，而这些有限的学习环境只是其中一部分”。终身学习作为一个整体，需要通过战略的有效统整，构建一个全覆盖的学习环境。从21世纪前10年各国终身学习战略文本看，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美好理想。
1.希翼战略愿景为本国发展服务
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莱特指出：“外部事物一开始变化，内部事物将会有相应的变化，将考验我们在迄今为止人类和社会的参数中的生活能力……考验人的持续学习能力”。在当今社会，人们迫切地回归到学习洪流中，以应对剧烈的变化，并逐渐演绎成一种社会运动，正如诺曼?朗沃斯等所预测的那样：“终身学习将成为未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愿景”。在终身学习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学习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并把培养公民的终身学习能力上升到战略高度。为此，基于本国社会发展需要，各国在战略文本中明确了自身的发展愿景。
战略愿景应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就像生物物种通过变异和“DNA”实验建立未来选择的“文件夹”一样，战略制订者需要通过积极搜寻合理的新顶点来确立终身学习战略的“文件夹”，以便终身学习战略服务于本国的社会发展目标。从各国终身学习战略愿景看，已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有些国家的终身学习战略服务于经济发展国情，例如，立陶宛的终身学习战略愿景与国家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到2020年）的重点相匹配：“通过把就业政策和投资政策渗透到人力资本领域、物质领域、金融、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从而确保微观经济的稳定”。有的国家终身学习战略服务于人口国情，例如，拉托维亚有7.4%（甚至有可能超过10%，其中男性2.9%，女性4.5%）的成人仍然没有获得基础教育，为此，拉托维亚的终身学习战略愿景更多地关注其最薄弱环节——成人教育。
终身学习战略愿景的功效，犹如彼得?圣吉的论断：“共同愿景不是一个想法，甚至像‘自由’这样一个重要的想法，也不是一项共同愿景。它是在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刚开始可能只是被一个想法所激发，然而一旦感召了一群人的支持时，就不再是个抽象的东西，人们开始会把它看成是具体的存在。在人类群体活动中，很少有像共同愿景能激发出这样强大的力量”。在迈向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各类教育和学习应该在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维护民主和人的尊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原则应该是全球终身学习和教育议题的核心，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对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挑战进行反思，并作出恰当的应对。然而，从现有诸多国家的终身学习战略愿景看，工具性价值强于赋权性价值，更多的是考虑单一领域的价值目标，例如经济领域，这样往往容易使个体成为战略实施的被动参与者。
2.希翼战略部门的有效联结
战略愿景的实现需要组织部门的通力配合，如果缺乏，那么战略愿景犹如“空中楼阁”。战略愿景勾勒出组织发展目标，而组织部门是实现愿景的核心要素。格里斯?约翰逊指出，“一个组织的形态既可以促进、也可以妨碍战略的实施”。可以说，组织结构的组合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在目标和政策制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组织结构方式规定了资源配置方式，而资源配置科学与否将决定战略是否能够成功推展。终身学习战略的制定与推展将对战略系统产生新诉求，战略部门应该服务战略并追随战略。可以说，许多国家终身学习战略文本的出台彰显出部门联结精神。例如，立陶宛终身学习战略覆盖了教育与科学部、社会劳动保障部等14家机构；捷克共和国在终身学习战略制定过程中倡导建立社会合作伙伴关系，并指出：“通过与社会合作伙伴的合作，使得教育机会的提供与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和谐”，为此，捷克共和国在终身学习战略制定过程中联结了人力资源开发委员、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从事经济领域研究的高等学术机构、环境保护部门等。
可以说，终身学习战略只有在不同部门之间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集团并且拥有共同愿景时，其影响力才能发挥出来。利益相关者的联结确保了国家终身学习战略制定与推展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和普适性。终身学习战略的本质就是运用权威对社会利益进行公正的协调，因此，战略制定与执行过程实质上就是战略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在相互作用中对利益加以选择的过程。为此，在终身学习战略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参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从而避免各方由于利益受损而产生“退出意念”。终身学习战略在推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协调利益，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结就容易出现“形合而神散”的局面。
3.希翼培育自下而上的学习文化
文化被认为是遍布社会的一个符号关系网络，一个与机构、经济或政治网络有着不同形态和不同空间状态的网络，满载着它在众多其他社会实践场合中的用法，形成行动自觉。文化作为一种“灵魂”，能够使终身学习战略有效嵌入到公民的心里，使其对战略愿景能够遵从，甚至皈依，并积极实现战略目标。2013年的《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倡导“培育终身学习文化”，并指出：“如今大部分人涉足各种学习环境。当学习的结果得到城市的认可、奖励和庆祝时，就会提高学习者的社会地位，并激励他们进一步学习。这种学习动机应当获得支持，为其提供全面的信息和建议，帮助人们了解学习机会，并且知道非正规和非正式场合所获得的学习能力和结果”。一项成功的战略必须和主导文化在长时间内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这样有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偏好，降低每一个人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的成本，从而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协同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想让终身学习战略要素变得理所当然，就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培育终身文化网。
为此，许多国家在战略文本中强调把终身学习文化培育视作战略精髓，希望通过积极培育终身学习文化，使得学习从“自上而下”的推动行为向“自下而上”的行为自觉转变。保加利亚的《终身学习国家战略》提出，“通过在学校、大学和工作场所开发终身咨询与指导项目，从而建立学习激励机制与培育终身学习文化”；丹麦的《终身学习战略——为了所有人的教育和终身技能提升》倡导教育机构和企业走上培育终身学习文化之路；联邦德国的《终身学习战略》在文本里出现了21次“新学习文化”术语，可见其对学习文化培育的重视程度。终身学习具有非常广阔的领域，使其魅力无穷，也让其暗流潮涌。因此，终身学习从正规的、结构化的教育活动到非正式的、默会的思维探索，包括不同学习层次、目的、内容、结果和动机，以及导致其范围变化多端的学习方式和方法。正是基于此，终身学习也伴随着一种危险，即由于本身的包罗万象，使得其难于聚焦。为此，通过对终身学习文化的培育，使其“灵魂”附体，并作为必要补充引入到组织功能之中，使得各类教育与学习活动能够多元汇聚，并被学习者有效接纳。
4.希翼建立连贯的财政支持体系
终身学习涉及整个生命过程的学习活动，成人学习被视作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国家在终身学习战略文本中明确意识到成人教育对本国整体发展的重要性。成人教育对经济和社会潜在发展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应该作为一个核心因素纳入到每个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从国际终身学习推展行动看，加大成人教育与学习领域内的投资已然成为“风向标”。特别是《贝伦行动框架》揭示了国家达成的共同行动纲领：“寻求6%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到教育中去，并不断增加成人学习和教育的投资；……在坚持公平和包容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激励机制，扩大资金渠道来源；优先投资到终身学习中的妇女、农村人口、残障人群”。
可喜的是，从大部分国家的战略文本看，它们把财政投入作为一项重要的举措，特别是在关注传统教育投入之外，承诺加强成人教育的投入，希望缩减传统教育与成人教育之间的差距。例如，爱沙尼亚宣称：“成人教育财政制度是透明的，为所有需要培训的人提供便利，包括特殊需要……成人教育的投资每年以0.8%的速度增长”；斯洛文尼亚的战略文本则规定：“财政支持系统应该确保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成人教育财政作为终身学习重要领域需要得到严格规范，公共财政需要鼓励雇主允许那些低水平教育的人参与学习，因为作为一项规则，雇主是不愿意投资诸如此类的群体”；土耳其虽然最近几年投入到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逐年上升，但是其在文本中着重强调，构建一个正确、有效和连贯的财政体系是终身学习战略推展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可以说，财政支持体系是终身学习战略愿景实现的“生命线”。然而，从历史发展看，长期经费不足削弱了成人教育提供公平项目的能力，几乎没有一个政府的投资达到甚至在当时已经公认为必要的水平，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投资意愿不足等，这让建立连贯的财政支持体系目标蒙上一层阴影。
二、现实鸿沟——终身学习战略推展的样态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终身学习已经被诸多国家从政策上升到战略的角度，并积极行动起来，希望从理想变为现实。然而，现实有时候是无情的，有些国家在战略推展过程中表现出虚弱、参差不齐，甚至缺乏坚定承诺的现实样态。终身学习战略推展缓慢、步伐不均衡等“微光”背后所呈现的鸿沟也许因国家而异，但都共同呈现出以下几个问题：
1.战略效果评估：愿景与结果的鸿沟
战略愿景是具体领域内的规划者或参与方在宏观战略层面上就期望达成的单个或诸多目标而进行的综合设想。这种综合设想是否从“理想”转化为“现实”，就需要对战略效果进行有效评估。关于战略评估的价值，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如是描述：“除非战略评价被认真地和系统地实施，也除非战略制定者决意致力于取得好的经营成果，否则一切精力将被用于昨日辩护，没有人会有时间和精力开拓今天，更不用说去创造明天”。终身学习战略效果评估能够对战略愿景进行衡量，増强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战略愿景实现的信心，或者是发现战略设计和实施中的某些问题，例如，战略投入不足引发未来的纠偏行动。在诸多场合中，终身学习战略评估将产生较为深远的意义，因为该评估过程有可能会孕育一个持续或者更新的发展战略。
早在20世纪末期，OECD就开始开发终身学习战略的评估指标，试图评估终身学习领域不同教育系统的目标和参与率，在PISA的基础上，开发出PIAAC。在此影响下，部分国家重视对终身学习战略实施效果的评估，例如，立陶宛教育科学部成立了专门的效果监测和政策评议小组，小组成员调查了终身学习的各个方面，并形成效果评估蓝皮书，教育科学部和社会保障与劳动部下属机构开展国家和部门监测层面的调研，教育科学部组织调查确认被评估者在受教育层次连续上的状态，最后将调查结果在互联网上公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家缺乏终身学习战略的评估意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诸多国家的终身学习战略文本看，难以寻觅到效果评估的政策痕迹。大多数国家政策的战略文本明确了战略目标、具体举措和重点关注领域，但是没有对战略评估的方式、机构等进行规定，从而导致现实的评估行动无章可循；二是即使注重效果评估，也是一种割裂式的评估，即注重传统学校内教育的效果评估，而学校外的学习效果评估缺乏有效主体，从而不能全面衡量终身学习战略推展的效果。
由于缺乏对终身学习战略效果的有效评估，相关问题在推展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1）终身学习战略愿景的实现程度难以得到有效检验，这样容易使得战略制定的科学性遭受质疑；（2）终身学习战略推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难以及时地呈现，无法快速进行有效控制，导致终身学习战略推展成本不断地提升，造成相关资源的浪费；（3）由于终身学习战略推展效果难以有效呈现，导致民众对终身学习战略推展的未来产生质疑，使得持续推展终身学习战略蒙上了“阴影”。
2.战略推展部门：整合与割裂的鸿沟
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组织系统去贯彻和执行。如果没有按任务设置的高效率机构，那么国家的战略和计划职能将导致平庸的结局。事实上，正如战略的实现取决于开拓性部门或领域，假如无力和失效的组织系统无法胜任开拓性指导，则必将给战略的实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因此，终身学习战略如此宏大的规划和行动需要解决垂直系统的问题，即教育系统不同要素需要辨识与完成其独特目标，以便为终身学习战略做出贡献，这些独特目标包括满足学习者在她/他生命周期中所需的学习要求。为此，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帮助个体在其生活圈中能够持续获得学习的机会，从而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虽然，在终身学习战略推展过程中，部分国家的人力资本増长效果让人印象深刻（例如，拉托维亚、保加利亚、南非等国家），然而，其二次学习机会并没有因为战略的推展得到有效改观。例如，拉托维亚在终身学习战略推展的将近10年时间里，其国家的某些群体（例如，农村群体、50岁以上群体、新妈妈群体等）在不同生活阶段和领域并没有获得必须的正规或非正规二次教育机会，这也暴露了国家不同教育要素的功能“缺位”问题。同时，如此宏大的规划和行动需要解决水平系统的问题，即终身学习战略推展需要教育、经济、劳工和社会事务等相关部门积极参加，因为，个体在生活中学习会受到这些部门的政策影响。
许多国家非常重视部门的参与和联结（例如，马来西亚、立陶宛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门整合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例如，韩国总结了《第一次终身学习战略促进计划》存在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整合和系统的方法，不同政府机构在信息分享和政策协调性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人力资源开发部门、文化与事务部门等”。立陶宛虽然鼓励诸多部门参与到终身学习战略实施过程中，但是由于缺乏相关利益分配机制和责任机制，使得推展的效率较低。每个组织场域都有自己的特征，即都有比较独特的治理系统，这些治理系统由公共或私人行动者构成；同时，这些行动者又会通过规制性、规范性制度要素之间的某种场合，来控制场域中的各种行动者及其行动。为此，只有发挥公共与私人机构不同的规制性和制度，才能弥补某一行为的缺憾，从而帮助组织场域的共同目标有效实现。虽然，不同机构和部门在终身学习战略推展过程中有着共同目标，但是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如果各部门、机构和群体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它们在终身学习战略推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貌合神离”，缺乏合力，最终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
3.战略财政投入：承诺与行动的鸿沟
终身学习能够创建更加民主、和平、包容、高效和健康的社会。为了实现终身学习的价值，我们的教育政策就必须备份适当的资源，从而满足终身学习者的消费诉求。终身学习获得是一个民族参与社会的先决条件，任何人不能因为经费的问题而被排斥在教育与学习的过程之外。随着终身学习战略的推展，许多国家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占GNP比例逐步提升，以2009-2010年为例，有些国家成人教育投入比例获得大幅提升。例如，拉托维亚（321.5%）、斯洛伐克（149.3%）、保加利亚（80.2%）等，然而，成人教育占公共支出、教育支出比例偏低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切实改善。虽然，许多国家相关政策较为关注终身学习的财政，但是更多地局限于正规教育范围。例如，韩国学龄人口逐年下降，其教育支出应该向成人教育倾斜，然而，通过对《第二次终身学习推动计划》的评估发现，其教育支出依然主要覆盖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奥地利每年允许扣除的宽带服务费用被限制在500欧元，并且每年用于书本的仅仅是1000欧元，同时每年允许扣除的继续教育费用被限制在5000欧元，而这些仅仅被用于传统的正规教育。
虽然，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已被各个国家重视，构建一个容纳各类教育形式、连贯的财政支持体系成为国家终身学习战略致力实现的一个美好目标。然而，在终身学习领域内，由于全球在成人教育领域的数据较为不足，导致成人教育投资的社会效益变得模糊或无人所知，特别是政府无法全景式地评价其为社会带来的效益，建立一个连贯的财政支持体系将无疑困难重重。
4.战略文化培育：精英与大众的鸿沟
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生活秩序，人类在其中通过象征性的再现实践来建构意义。这种“象征性的再现实践”让人类具有许多感受，而这些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为此，许多国家为了培育终身学习文化，积极地通过许多“象征性的再现实践”让他们感知学习的意义。
斯洛文尼亚是欧洲中东部地区第一个开展“成人教育周”的国家，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工作坊、展览、圆桌会议、项目启动、颁奖典礼等活动形式，利用各类媒介激发成人积极参与学习的热情。英国举办的“学习型家庭周活动”颇具特色：“报纸、电视和电台在特别节目中传播这一理念，为公众熟知的名人也在传播思想和践行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足球倶乐部、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也参与其中……这些活动不仅具有教育意义，它们也给学习者提供需要的帮助和庆祝的一种手段”。在挪威，通过展示和呈现成人学习领域内的各类活动、方法、供应商和参与者，“国家成人教育周”希望达到一个目标-无论如何出身，都能提升他们参与学习的权利、动机和可能性。马耳他积极倡导构建“开放教育资源区”，希望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高速互联网的连接，不仅仅是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更要覆盖到各类成人的学习活动中。越南积极鼓励远程教育、在线学习形式的发展，加强个人终身学习计划的信息基础建设。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德国、芬兰、南非、奥地利、韩国等国家通过开展“终身学习周”、“成人学习周”的形式培育终身学习文化。
虽然，诸多国家的终身学习文化培育实践日益增多，形成了一种蔚然成风的学习氛围。然而，这些实践依然没有逼近“文化”的中心地位，因为它们在培育过程中更多的是政治性语言，或是市场中的技术性语言，缺乏个体认同的心理语言。政治性语言或技术性语言往往容易造成“文化的精英感”，即把学习文化视为生活的一种纯化了的“特殊”形式，依靠“培养”某些情感，但仅仅适用于少数人。从各国教育统计数据看，依然有许多人被排斥在终身学习的主流圈外。以爱沙尼亚为例，虽然其终身学习参与率从2006年的6.5%上升到2013年的12.6%。然而，55岁以上群体终身学习参与率只有3.9%，外国出生群体只有4.6%。在韩国，2014年终身学习参与率达到了36.8%，然而，55岁以上群体终身学习参与率只有29.2%，相对于城市人群的高参与率，农村参与率依然偏低。终身学习文化的培育不能仅仅依赖于文本的正式规定，也不能完全决定于我们赋予其的符号网，还要取决于它们先前的物理属性、空间关系、权力关系和经济价值，也要取决于行动者建构的符号意义。
为此，诸多要素的存在使得终身学习文化不断在实践中被置于危险境遇，并因此而屈从于变革。这种屈从于变革的无奈，使得终身学习的资源、服务等更多地倾向于精英分子，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尚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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